人力資源管理的效能鑰匙
發布時間：2014-01-03 新聞來源：中國人力資源網
目前，大部分地區2014年的最低工資標準尚未公布。除了深圳之外，長沙2014年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已經公布。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明確月最低工資標準為1265元/月、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12.5元/小時，分別較上年上漲了105元/月和1元/小時。
2014年伊始，深圳光明新區一家工廠老板鄭然（化名）已經將工人的底薪提高了208元（人民幣，下同）。這并非是他主動采取的動作，而是無奈之舉。
鄭然的舉措是緊隨一項政策的出臺。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下稱“深圳人社局”）去年底發布2014 年最低工資標準，稱從2014年2月1日起，全日制就業勞動者最低工資從1600元調整為每月1808元，與2013年相比提高13%.非全日制就業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16.5元，漲幅13.8%.
就在深圳人社局公布新標準的同一天，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社部”）部長尹蔚民表示，去年全國共有27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調增幅度為17%；有17個地區制定了工資指導線，基準線普遍在14%左右。我國連續第9年調整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后月人均基本養老金近1900元。
幾家歡喜幾家愁。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之后，多以當地最低工資為底薪的一線工人每月能多拿一兩百元，但制造業的企業主們，尤其是附加值不高的工廠，則在發愁人力成本也要隨之上漲，本就不多的利潤空間會進一步被擠壓。
2014年最低工資標準出臺
根據中國《最低工資規定》，最低工資分為兩種：月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全日制勞動者，小時最低工資標準適用于非全日制勞動者。各地區的最低工資標準每兩年至少要調整一次。
目前，大部分地區2014年的最低工資標準尚未公布。
深圳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所長翟玉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相對于其他一線城市來說，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近幾年一直調得比較早，以前是在7月份開始上調，后來則提前至年初，北京和上海等地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在結合本地情況之余，也可能會參照先公布的城市的標準。
除了深圳之外，長沙2014年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已經公布。2013年12月1日至2014年11月30日，明確月最低工資標準為1265元/月、小時最低工資標準為12.5元/小時，分別較上年上漲了105元/月和1元/小時。
如同很多制造業企業，鄭然的工廠工人底薪就是深圳市的最低工資。2013年，底薪加上加班費，工人每月能拿到3000元左右。鄭然估計，今年工人的薪水要漲到3600元~3800元。
“按照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加班費也變多了。2013年，平時的加班費算下來大約是12元/小時，周末則是17元/小時。今年每小時加班費將分別漲到15元和20多元。”鄭然對本報記者說。
鄭然的工廠于2009年創辦，主要生產工業設備用的連接線，出口至歐美。最初有100名左右的工人，但是一次淡季時訂單銳減，人工成本卻居高不下，導致工廠連續虧損了兩個月，直接虧損30多萬元。痛定思痛之后，鄭然裁掉了一大半工人，始終控制在30人左右，旺季時至多增加10人，目前工人的流動性并不大，這讓他在面對用工荒的大環境時心里很踏實。
但是他擔心，如果不上調最低工資的話，工人可能會流失，重新招工也會比較困難。
人力成本上升20%
近年來，各地一直連續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根據人社部公布的數據，2011年全國有24個省 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2%；2012年有25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為20.2%.
2013年，27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最高的當數上海。2013年4月1日，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從1450元調整為1620元，增加17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12.5元調整到14元。
翟玉娟表示，北京和上海等部分地區的最低工資是指到手的凈工資，而深圳的最低工資則包括了個人所交的社保。按照最低工資來計算的話，2013年非深圳戶籍的勞動者每月社保大概要交100元，本地戶籍的要交200多元。
在翟玉娟看來，深圳2014年這一最低工資標準還是稍微有些低，她曾希望能提高到2000元。“今年的贍養系數還未公開，但根據往年公布的數字，估計是1∶1.8.”
她解釋道，勞動者拿到工資之后，不可能僅養活自己，還要養活家庭。1∶1.8的贍養系數意味著最低工資（不含社保）要除以1.8之后，才是個人的消費，這也意味著深圳月薪為1800元左右的勞動者一個月可消費的金額不過七八百元。
對于鄭然來說，利潤空間壓縮則是他焦慮的問題。他們產品的附加值較低，最低工資標準的上調對其影響頗大。2013年，人力成本占鄭然工廠總支出的40%，2014年，鄭然估計要達到50%~60%.“對于利潤更薄的工廠來說，有可能會撐不下去了。”他嘆息道。
倒逼轉型
即便是非生產型企業也已感受到壓力。深圳龍崗區一家出口電子產品的中小型公司負責人胡彪（化名）擔心這會增加應聘者對工資的心理預期。他說，2013年招人時，應聘的業務員可能會要求底薪是3000元，現在最低工資調到1800元了，業務員可能會問，“我的底薪是不是也要加一些？”
在過去幾年，胡彪備受招聘難的困擾。“不是沒人來應聘， 而是他們要求的底薪太高，開口就是四五千，要求2000多元底薪的很少見。”胡彪嘆息道，“他們可去的中小型企業太多，選擇也太多。”
雖然他在招聘時竭力告訴應聘者，做業務的主要靠績效拿薪水，但是應聘者們仍然期待高底薪。
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副所長左曉斯告訴本報記者，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積極意義在于讓低收入勞動者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對于微利企業來說，可能會有點不公平。“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淘汰該類企業，或是倒逼企業轉型。”
翟玉娟則認為不應該設立最低工資標準，勞動者應該還有其他的基本權利，如談判權，僅靠最低工資的話，不一定是件好事。“設立最低工資標準的話，無論是盈利100%的企業還是盈利10%的企業，都可能按最低工資標準來給工人發工資。”
翟玉娟稱，今年13%的增幅應該是根據十八大提出的至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標來確定的，預計未來幾年最低工資標準的增幅還將維持這一水平。
鄭然表示，同類產品廠家太多，客戶不會接受漲價。他想轉做附加值較高的產品，但一時還找不到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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